张爱玲作品中关于1930-1940年代上海城市日常生活的描述，其价值和意义远未被发掘，无论是服饰、住宅、交通、餐馆、西点店咖啡馆，都莫不如此。基于对真实的执着与热爱，她笔下的西点店以及其中的食物如同三四十年代上海城市生活的一个横截面，经由文字保存了下来。

　　张爱玲1950年代曾对好友邝文美说，有的作家写吃的只拣自己喜欢的，自己就故意写不喜欢的，比如面、茶叶蛋和蹄髈。这说的是《十八春》。也许确是如此，不过时间久了，难免有例外，1980年她写了长文《谈吃与画饼充饥》，历数自幼至长喜欢和不喜欢的中西食物，文章很见笔力，在当时就反响不俗，直到今天讨论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西点，也常常会引用其中的内容。

　　当然对于食物的记忆，以及“谈吃”文章的倾向性，无论写还是读，都是非常私人的事情，吴福辉就嫌这篇《谈吃》“不大灵光”，觉得她以偏概全，似乎更重西点的气味与氛围，没有写出当年上海海纳百川的风格；夏志清和宋淇则非常喜欢，前者说自己当年没有好好吃过面包和茶点，读来“觉得特别有趣”，宋淇夫妇则说：

　　我们一向以为你不食人间烟火，想不到写起吃来竟然如此头头是道而且很多都是别人所不注意的，令人看得津津有味。（张爱玲、宋淇、邝文美：《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Ⅱ》）

　　不论读的人喜欢与否，文章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算作1930-1940年代上海西点爱好者的忠实记述，角度难得，还是第一手资料。当然张爱玲提到西点的也还不止这一篇文章。不妨从一个西点爱好者和那一时代亲历者的角度看看张爱玲笔下的上海西点店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是起士林咖啡馆。这家店对张爱玲而言比较重要，大多数人会记得《谈吃》一文写到的黎明时分的面包香气：

　　在上海我们家隔壁就是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有长风万里之势，而又是最软性的闹钟，无如闹得不是时候，白吵醒了人，像恼人春色一样使人没奈何。有了这位“芳”邻，实在是一种骚扰。

　　这段描写令人印象深刻，而关于这家起士林的位置，以及张爱玲所说的“我们家”具体是指赫德路（今常德路）的爱林登公寓还是派克路（今黄河路）的卡尔登公寓也一直争论不休。很多人印象中的上海起士林就是南京西路72号，而常德路的起士林则很少见于记载，即使偶而有人提及，似乎也不在张爱玲公寓的旁边。

　　天津起士林创建于1901年，在京津一带声誉卓著，到了1930年代中期，起士林更换了新老板之后，经营策略也开始调整，渐渐向南方扩张，1935年底起士林在南京和上海都开了分店。南京起士林选在繁华的中山东路上，上海起士林最初的店址则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617号，靠近静安寺，差不多是今天久光百货的位置。两家分店的生意都很不错，上海起士林后来搬迁过，到了1930年代末，报纸上起士林咖啡店的地址变成了静安寺路72号。按照比较权威的字林西报《行名录》记载，起士林除了天津本店，上海分店收录的似乎也只有南京西路72号这一家。而根据上海西菜咖啡业同业公会的相关档案，1943年，起士林咖啡室位于静安寺路；1946年，则位于南京路。这是因为抗战胜利后路名发生变化，统计中南京东路和西路都被统一写作南京路的缘故。由于是德侨开设的，战后被政府接收并交给中国人管理，地点始终都是南京西路72号。

　　这个位置和张爱玲1950年以后住的卡尔登公寓确实离得比较近，但无论如何也到不了黎明被面包香气吵醒的距离，所以一般认为她文中所说的是卡尔登公寓和南京西路72号的这家起士林显然是不对的。

　　张爱玲1977年4月7日写给宋淇的信里说，起士林位于静安寺路一带，“就在我家贴隔壁”，位于常德路角上、面向常德路。按照上海人说“贴隔壁”的意思，还要同时符合上述条件，那唯有下图标红的位置才合适，红圈处就是常德路195号的爱林登公寓。1940年代的地图上看不到起士林的任何痕迹。

　　而且，除了张爱玲以外，几乎所有人记忆中的起士林都跟这里不大一致。宋淇咨询的“老上海”朋友记得起士林是在静安寺电车总站附近，或者说江宁路后面通往铜仁路的横马路上。大家记得的地点离常德公寓并不那么近。倒是1980年代有人写上海老字号时，提到过愚园路、常德路附近有过一家起士林，算是比较接近。从1977年的书信到1980年的长文，张爱玲对于“我家隔壁的起士林”的记忆一直很牢固，然而看起来成就了《谈吃》那篇文章中关于起士林的嗅觉记忆竟然有点靠不住。

　　隔壁的西洋茶食店每晚机器轧轧，灯光辉煌，制造糕饼糖果。鸡蛋与香草精的气味，氤氲至天明不散。

　　她当时就住在旁边的公寓，这段描述和三十多年后对于“我们家隔壁”起士林的追忆遥相呼应，所以，她线年代倪弘毅曾经见过张爱玲几次，1944年6月还走上常德公寓的六层楼梯向她约过稿，多年后他在回忆文章和访谈里都说，张爱玲的寓所在起士林咖啡店隔壁。这似乎是唯一一个跟张爱玲说法一致的同时代人。当然只靠回忆总是不够的，最后笔者在《申报》1943年11月看到了一则“德商起士林巴德咖啡糖果店启事”，当时坊间传说这家店要出售，因此登出这则启事辟谣。其中列出的三家店除了天津本店以外，上海有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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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起士林的全称是 Kiessling & Bader Cafe，即起士林巴德。这下清楚了，起士林的上海店确实在常德路上，而上海人熟知的南京西路72号起士林是家分店。稍早一点的10月底的《申报》上还有起士林刊登的广告，同样也列出了总店和分店的地址。之后1944年的《上海行名录》和1945年的《上海工商名录》记载的内容也基本一致，到了1947年的《华商行名录》，“起士林咖啡店”就只有南京西路72号这一家了。

　　左起分别为1944《上海行名录》、1945《上海工商名录》、1947《华商行名录》收录的起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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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各种资料，1935年12月，起士林将分店开到了上海，店址最初选在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后来店址经过迁徙，但基本都不出这一区域，生意也一直不错。1938年8月，上海起士林在南京西路72号开了一家分店。1940年代初，总店搬到常德路225号（确实如张爱玲所说，在常德路角上，面向常德路）。战争期间由于起士林的德国背景，发展很顺利，尤其是常德路上的总店，生意兴隆，座上客常满。店名最初是“起士林糖果点心铺”，1940年代改称咖啡糖果店，1944年以后称咖啡馆、咖啡西菜馆，名称的变迁一方面是受制于英租界对餐馆分类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起士林的营业范围日益扩大。抗战胜利后，起士林作为敌对国侨民的产业被关闭，由政府接收，其后南京西路分店交由中国人管理，常德路总店一度变成美军招待所，1946年夏天最终停业。因此，起士林常德路店虽然盛极一时，但存在时间不算长，仅从1940年代初到1946年，关闭之后就只剩了南京西路店，所以在上海人的印象中反而对这家店印象不深。

　　这两家店的风格不大一样，南京西路72号的分店位于繁华的商业中心区域，可以远眺跑马厅的草坪，位置极好，店面是一幢两层的家庭式小洋房（抗战胜利后改成三层），地方不大，但闹中取静，室内明窗净几，以火车座为主。不过总店似乎更加讲究。和当时绝大多数位于闹市区的咖啡馆不同，起士林常德路总店开在沪西幽静的住宅区，五开间的铺面，两层小楼，内部空间相当宽敞，这在当时上海的咖啡馆里是很少见的。一楼柜台陈列着各色糖果蛋糕，楼上则是咖啡座，还设有舞池和乐队。二楼阳台下临常德路，安静清雅，“夏夜临窗坐，凉风拂面来”，是很受欢迎的场所。起士林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侍者大多为北方大汉，带着训练有素的彬彬有礼，中间夹杂几位穿着绿色制服的漂亮的外籍女侍，这一点给顾客的印象极好。战时这家店非常时髦，“另有一种华贵的风格”，当然价格也比其他店铺高出不少。

　　1935年起士林最初刊登的广告就有他家最著名的咖啡糖Hopjes好极斯，据说每年“售出以百万计”；四十多种花式巧克力，包括以儿童为对象的“巧格力像线磅重的什锦饼干等等。三四十年代起士林最著名的是号称“独步申江”的寿字蛋糕，1936年起士林为蒋介石五十岁生日精心制作了巨大的寿字蛋糕，同时为配合当时“航空救国”的风气，特意在蛋糕上加了糖制的五架小飞机，蒋介石夫妇非常满意还合影留念。这件事等于为起士林做了一次成功的营销宣传，这种寿字蛋糕从此也颇得各界要人的欢心。

　　张爱玲喜欢他家特有的“方角德国面包”，说外皮厚脆中心微湿，是“普通面包中的极品”，并且引用姑姑张茂渊的话“可以不抹黄油，白吃”。当时的顾客大多欣赏他家招牌的巧克力，认为从装潢到口味都是首选。有人说，二战以后美国货才在上海大行其道，之前还是起士林昂贵的巧克力最受欢迎。当然咖啡糖也是销量极好的招牌产品，除此以外，经常被人称赞的还有他家的咖啡（包括冰咖啡）、巧克力（饮品）和奶油蛋糕，尤其是“得鲜浓之胜”的重奶油。起士林的奶油不但口味醇厚，给的还特别多，当时的顾客感叹这家店“犹存‘古典’作风”，从天津开到上海，依然不失为老牌子西点店。

　　《小团圆》里写抗战胜利后九莉带了一大盒奶油蛋糕准备送人，乘电车去，非常挤，“这家西点店出名的，蛋糕上奶油特别多，照这样要挤成浆糊了”。分明就是写实，这是从她住所附近乘英商1路有轨电车去往虹口，而出名重奶油的西点店多半就是爱林登公寓隔壁的起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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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起士林的出现与盛衰，与其说是西式餐饮文化的影响，不如归因于时代的作用，起士林常德路店存在时间不长，作为一度曾经非常兴盛的时髦咖啡馆，被人忘却的速度也很快，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因为有了张爱玲的文章才得以流传。